在《嘉兴藏》出版以前的佛教经藏，或多或少都有些朝廷的背景，即使是玄奘西天取经和回到长安的译经，也可以看到朝廷的影子，更不要说后来的《永乐藏》、《乾隆藏》，朝廷无不全力承担和支撑着经藏的编撰出版工作。编撰经藏在朝廷层面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要靠民间力量雕刻印刷经藏，就更是难上加难了，直接面临着人力、财力、物力等多方面的掣肘。
幸运的是,在民间由紫柏大师倡刻藏经的提议，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皇室的支持，万历时的《嘉兴府志》中明确记载:“皇太后遣内臣斋赐藏经五千卷”，减轻了收集藏经的难度，同时也对入选藏经的著作选择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依据和标准。紫柏大师将刻藏大事交付弟子密藏法师、幻余法师，后继者络绎不绝。
方册经藏是佛教经藏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传统的经藏都是梵夹装，经藏内容记载在折页上，只写一面。为保存经藏，这些折页还须用金丝楠木等质地坚硬的木板两面夹住，压实保存。而且，因为只有一面有内容,体积十分庞大。故尔这些经藏十分笨重，运输、阅读都十分不便，不利于佛教经藏的传播。而方册装的经藏，就很好的避免了这些弊端，使经藏“广为流布”成为一种可能。
方册装藏经的出世，流传范围之广，超乎人们的想像。即使交通偏远的云南、贵州和东北辽阳等偏僻地方，也有人千里迢迢来嘉兴府请藏，更不用说水陆运输方便的江苏、江西、安徽这些地方了。甚至因为海运方便的原因，直接走出了国门，大量流传到了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广泛开展了国际间文化交流。这是方册藏经在佛教事业的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大批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藏经涵盖的卷数之多，有12600多卷;二是这部藏经印刷的部数之多，遍布世界各地。雕版刻印技术源于唐朝，并在唐、宋时期技术日趋成熟，在宋元明清时期广泛运用。直至《嘉兴藏》的雕刻，才导致了佛教藏经的大批量印刷。
从明“万历己丑(公元1589年)创刻”到清“康熙六年告竣(《嘉兴府志》)”，到底印刷了多少部藏经，已无从考证，但请藏经的人络绎不绝，成为一时风尚。
《嘉兴藏》的卷数不是固定的数字，是在动态变化的，不是一个“多”字能道尽的。学者陈玉女教授在《<嘉兴藏>之刊印与其海内外流通》对《嘉兴藏》藏经卷数也有一段文字记载:康熙年间刻成的《嘉兴藏》为“6310卷，径山藏板，本郡楞严寺流通”。《嘉兴楞严寺方册藏经》记载有9975卷，近年更有12600余卷之说。说明康熙年间结集后，续刻没有并未停止。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嘉兴藏》大批量印刷数量之多。
《嘉兴藏》的刻印流通与当时商业已经兴起这个社会大环境不无关系。明朝中叶，地处江南的嘉兴经济发展较快，商业发达，丝织品、棉纺品的集约生产，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产品已经流向全国和海外，取得了良好的收益。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也为印刷佛教经藏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示范。护持檀越曾与主持印刷流通事务的白法性琮商议重新制订统一的经价。
没有朝廷全力支持的雕刻印刷藏经事业要维持下去，资金的来源一靠民间的捐赠，二是收取一定的资费。资费收纳的本质就是商业的，因而商业介入雕刻印刷藏经事业是必然的。
（节选自陈林根《嘉兴藏》的四个第一）
雕版复刻与《嘉兴藏》相结合，“世遗雕版藏经院”再出发
我们的目标：
让更多非遗藏经珍品走入寻常百姓视界，传承经典非遗，增强文化自信。
项目缘起：
雕版印刷，作为一种民族遗产，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一刀刀，一笔笔，
一代代匠人，刀刻匠心，铸魂于木，百转千回，薪火不灭。
2014年，为推动中华优秀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有机结合，推动活态化保护与传承，弘化社“世遗雕版·藏经院”项目正式启动。
项目历年来的成果：
截至目前，在诸多团体、机构、善士人等共同努力下，已圆成《开宝藏》（十二卷/卷）《唐咸通九年金刚经》《赵孟頫书金刚经》《赵孟頫书道德经》《郑板桥四书手读》《龙藏地藏经》等复雕复刷。并向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图书馆、四川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四川历史研究院等文化机构实现了捐赠。其中，仅2018年8月至2020年6月期间，线上获185，815人次参与捐赠。
项目特点：
深入挖掘整合历史文化研究机构、非遗雕版刷印传承人、文化出版机构、公共图书馆、艺术展览馆、及传统文化相关团体机构等多方资源；
精选儒释道历史悠久的代表作品；
以雕版复刻、刷印、体验，展示展览、成品赠送等多元方式，实现非遗技艺的有效传承；
使古人精工细作、严谨专注的工匠精神，得以走入寻常百姓视界，传承并焕发出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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